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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社会效益突出,整理理论与整理实践并重——《徽州文书》出版再评价

发布日期:2018-7-22 浏览次数:421

【摘要】徽州文书整理成果的持续出版,以刘伯山教授为代表的徽州文书整理工作与后续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历史真实,对于研究和辨清中国传统农村社会自宋代以来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多维真实情况, 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 键 词】《徽州文书》;整理理论;整理实践
【作者单位】鲁朝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36【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8.1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下称广西师大出版社)于2005 年出版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教授主编的《徽州文书》第1辑10卷,获得了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 奖”。其后,2006年出版第2辑10卷、2009年出版第3辑10卷, 连同第1辑共30卷一并获得了安徽省人民政府2009— 2010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社科类)著作一等奖。
2011年出版第4辑10卷,2015年出版第5辑10卷,分别荣获2011年度和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上述奖  项,是该书具有重大社会效益的直接体现,这与广西师大出版社始终注重“社会效益优先”、秉持“开启民智,传承文明” 的办社宗旨深度契合。至2017年出版《徽州文书》第6辑10 卷,该套书成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珍稀文献”图书板块中一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品种,并将继续出版,为学界提供更多研究所需的珍贵资料。就刘伯山教授主编该书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已有诸多学人撰文予以揭示,笔者有幸自2008年起参与《徽州文书》的编校出版工作,现不揣浅漏, 就该书出版编校中的一些感悟略述成文,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高被引与作为学术基础资料的徽州文书
上述各种奖项无疑是对作者整理编纂工作和出版社出版工作的极大肯定与鼓励,但在诸多奖项之外,有一个情况应引起出版者与学者的重视。
2017年1月7日,中国图书学术影响力评价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知网(CNKI)发布了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研制的《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2016 版)。刘伯山教授编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徽州文书》,名列“中国高被引图书各学科(图书档案学)TOP3 名单(1949— 2009年高被引图书)”。《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以中国版本图书馆馆藏目录和CIP目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式出版的图书书目数据(约422万种)为基础, 将CNKI数据库中近三年我国学术期刊论文、博硕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中引用图书的1450万余条引文,分别依理、工、农、医、人文、社科6部105个学科,按1949—  2009年和2010— 2014年两个出版时间段统计,共遴选出7万余本高被引图书。这7万余本高被引图书只占1949年至2016年我 国正式出版图书总量的1.68%,总被引频次却占被引总量的67%。《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是首次基于大数据对我国出版的图书及出版单位进行全面学术影响力评价的报告,其特点是层次高、数据全、科学可信,基本反映了学术共同体和用户对图书的使用行为,展示了各学科学术影响力大、学术价值高的图书,结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应用价值
在1949— 2009年高被引图书中,入选图书多为作为学术基础资料的经典著作、学术名著、教材等,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科前三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哲学学科前三名为《法哲学原理》《论语译注》《朱子语类》;中国历史学科前三名为《汉书》《史记》《宋史》。刘伯山教授主编的《徽州文书》能够位列图书档案学TOP3,足以说明在图书档案学这一领域,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成为学术基础资料的意义与价值。《徽州文书》不但可作为基础文献进行广泛的使用和研究,还能引发良好的学术评价, 促使更多优秀学术成果产生,这是文献资料类图书对学术发展的最大贡献所在。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同类或其他类型学术基础性资料的整理出版,为学术界提供更多的优质出版物, 是出版者要认真思考的议题。
二、对徽州文书整理理论与整理实践的创新、拓展
众所周知,学术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学术文献的整理理论与整理成果,一定程度上与一门学科的基础是否坚实以及发展前景相关。徽州文书是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与基础条件之一,对存世将近75万件的徽州文书进行整理,既涉及整理理论的总结,更涉及整理实践的执行。刘伯山教授的徽州文书整理工作,恰恰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并因其科学性、普适性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第一,提出了关于民间文书档案的归户性理论,在整理实践中坚持尊重以文书发现客观形态的归户性整理方式,并因其普适性而拓展到民间文书档案的整理中。刘伯山教授将徽州文书定位为一种历史传承下来的民间家庭档案,包括原始的凭据、字据和记录。文书与文书主人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情感世界紧密相关,文书彼此之间也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整体,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归属性,这种归属性与历史上“归户清册”档案的属性相近,业界称之为“归户性”。“归户性”理论指导下的整理实践,充分尊重文书的来源,尽可能地保留文书发现时的形态,使一家一户的文书按其来源归为一户,这对认识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经济变迁、家族分门立户、家庭人口组成、中国民间社会最基层的社交往来、风俗变迁等,都是极为重要和难得的。尤其是那些时间跨度百年甚至更久的归户文书,其研究价值因时空的积累而变得更为巨大。在徽州地区受地理环境及交通条件限制而长期相对封闭的情况下,这些文书所反映的内容,实际可以看作一个家庭或家族,甚至一个小型社会发展演化的全程记录。
第二,在徽州研究与徽州文书整理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民间文书整理的三尊重原则。刘伯山教授于2012年12月31日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刊出《民间文书档案整理的“两尊重”原则》一文,提出在整理民间文书档案时 应遵守的两项原则。其一是从保证文书档案整体性出发的“第一尊重原则”,即“首先要有对文书档案的性质及其形成问题的具体把握,充分尊重民间文书档案的历史形成”,平等对待和无条件尊重所有有文字信息内容的文书,而不 考虑其内容多少和载体情况,整理时不可因整理者的价值 评判而予以取舍。其二是从保证文书档案的历史延续性出发的“第二尊重原则”,即“要对文书档案的历史留存方 式给予充分具体的把握,充分尊重民间文书档案的历史留 存”。2017年,刘伯山教授又在《光明日报》撰文提出第 三尊重原则,即“要把握文书档案的发现和收藏的实际情况,充分尊重民间文书档案的发现状况”,这既包括“发现 了多少文书就整理多少,已发现的民间文书档案是什么样就依什么样整理,严格依照发现的客观情况”,又包括“不 要任意破坏和影响民间文书档案的留存和实际收藏的原生 态,在整理时要努力将其还原,保证文书档案的现实持续 性”。可以预见,这种结合整理实践对整理理论不断拓展 与完善的过程,将为今后的徽州文书整理工作提供具有可靠性和可行性的指导。
第三,在文书整理中强调注重田野调查与文书内容的互证,对归户文书的传承人和出自村的情况进行深入实地调查,努力将归户的文书还原到其所产生的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之中。通过大量的田野调研,进一步确认文书内容的真实性,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并将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口碑资料,收入与之相关的文书整理成果之中,实现传世文书资料与现实口碑资料的互证。刘伯山教授将田野调查形成的文字,命名为“寻获调查记”,详述文书的发现始末、整理过程、调查经历、调查中的新发现,这些文字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视为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学术新史料。从这一层面来看,徽州文书的整理方式足供其他同类民间文书在整理工作中加以借鉴。
第四,对民间文书出版范围的积极拓展。在完成徽州文书已有出版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出版范围,构建更为全面的徽州文书出版格局,是目前学者与出版者重点考虑的方面。在刘伯山教授的推动下,广西师大出版社确定了对徽州文书具有重要史料补充意义的徽州谱谍的出版意向。目前在运作之中的,共有2辑20册,收入40余种徽州地区各式家谱。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有敬宗法祖的传统, 宗族意识、宗族文化对社会历史和民众的影响根深蒂固。徽州地区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是宗族文化传承较好的代表性地区,徽州文书得以较好地保存至今,与这种影响密不可分。徽州谱牒是徽州民间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其对徽州家族制度、风俗习惯、社会信仰、历史地理等方面研究的参考价值不言而喻。在编校中的第1辑、第2辑《徽州谱牒》,共计收入徽州地区汪、吴、詹、张、郑、周、程、戴、洪、胡、黄、柯、李、吕、唐、王等姓氏家谱40余种, 这些都是徽州地区最知名的世家大姓。徽州谱牒形制多样, 既有手写本家谱,又有刻本、活字本家谱;在时间上,有早至明末崇祯、清康熙及雍正年间者,也有晚至民国年间者,其中以明末清初的家谱尤为珍贵,史料价值最高。这些家谱在内容上,与已经出版的徽州文书存在互证互补的关系,能将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附着到以姓氏为基础的更大社会层面,再辅以正史、方志等传世资料, 在研究上实现从国家、地方、家庭直至个人的完整历史景象的再现。这也将推动徽州文书的研究和出版。
三、作为民间文书代表的徽州文书及其出版
徽州文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所涉内容几乎包括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间交往及习俗、信仰等各个方面,所涉种类包括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农村社会与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大部分文书种类;时间跨度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的《宋淳祐二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原件至《公元一九八八年元月吴金  态度立卖房间厨房契》,时间跨度几近800年;内容连续系统,有很强的归户性,往往一户的文书就达一百多份、几百份甚至上千份。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在《徽州文书与徽州研究》一文中提出:“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这些课题如土地所有关系、商工业、宗族和家族、地域社会、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系统、社会地位和阶级以及思想和文化等。这些资料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不断的资料,给我们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取得了诸多重要的出版成果。如1988年安徽省博分类整理的点校本“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共50万字,分卖田契、土地契、典当田地契等共18类,950件;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出版了50 万字的点校本“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辑,共以分类整理形式收入近700件文书。上述两部著作,是徽州文书点校整理的名作,带动和吸引了学者对徽学研究的重视。但笔者从所从事的出版角度观察,有几处难点,其一,点校整理耗时费力,难免有差错,对于异体字、俗写字、别字的取舍尤为困难,更无法反映书法、钤印、花押等重要内容;其二,刊布出版的进度无法满足推动学术快速发展的需求;其三,民间文书的一些特殊书写格式、文书本身的特征等,往往不易于在整理成果中得到如实体现,民间文书本身的民间特性也无法得到完整、保真的体现。这种情况下,需要以另一种整理出版方式作为补充。
1991年,由周绍泉先生等主编的影印本《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共40册,收录了徽州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田土买卖、租佃文约、合同文书、宗祠簿、典当文约、借券等各类契约文书,共计有文书散件4000余件、簿册200余册、鱼鳞图册16部,该 书可以算是影印徽州文书之始,为不能亲见文书原件的学者开展研究,提供了当时能实现的最大便利,也进一步扩大了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影响力。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一批徽州商人方元素信札,后经陈智超研究员整理成《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2001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后亦有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山学院所藏的徽州文书,2017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华中 科技大学法学院俞江教授整理的《徽州合同文书汇编》等。与文书内容的整理出版对应,徽州文书研究的编目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如1996年严桂夫主编的《徽州历史档案 总目提要》由黄山书社出版,其下册分类编排收录了大约9600份文书目录,又如2000年中国社科院完成《徽州文书类目》并由黄山书社出版,收14137件文书,分3种9类117 目128子目。
上述诸多出版成果,是促成徽学研究自20世纪中期勃兴,直至今日终成显学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在一门学科由微到显、由冷到热的过程中,出版者的接力参与与学者的坚持同样重要。
四、结语
       深受地理环境与传统文化因素影响的徽州地区,可作为研究中国近千年来儒家文化影响下传统社会运行实态的代表。徽州文书和徽学研究,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历史真实,对于研究和辨清中国传统农村社会自宋代以来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多维真实情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除了回顾历史,徽学研究更具有在新时代对传统乡村社会再发现的现实意义。从这一点出发,徽州文书整理成果的持续出版,以刘伯山教授为代表的徽州文书整理工作与后续的研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投入,以及更多研究成果的出现,而更凸显其价值,昭示其影响。
 
转自《出版广角》2018年第11期